毛泽东在林彪出走的那些日子里
1950年我调到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，从副中队长、中队长到副大队长……整整27年，尤其最后10年，我没有离开毛主席一步。
我的具体工作是：带好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中队，在毛主席住地值班，随毛主席巡视。我遇到许多困难，不时有某种委曲或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，印象尤其深刻的是“九一三”事件。
张耀祠说：你们不是第一次外出，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，可能遇到许多麻烦、困难和危险，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，一点也不能大意……两位主任把这次外出的随卫任务讲得如此严重，我并不太吃惊，我对1970年的庐山会议还是有所闻的。
有一天，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院里散步，对我说，军队闹得厉害，有的不听指挥，要进行改组。我说主席，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，没有一个不听你指挥的。毛主席说，你不了解情况，不知道啊！
所以，我们这次准备外出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做得十分仔细，号召干部战士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。
南下武汉忽然点唱国际歌
1971年8月14日，毛主席南下武汉。
毛主席一向不摆架子，不讲排场，外出从不要人送行，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。这次也不例外，他一上车，专列就启动了。沿京广线南下，第一个停车点是石家庄，检修加水，15分钟后继续走。第二个停车点是郑州，也只停了15分钟，8月16日下午到达武汉。毛主席换乘汽车，沿着武汉大街，经蛇山、龟山，过长江大桥，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楼。
8月27日14时，毛主席乘专列南下。这次与往常不同，随毛主席南下的还有武汉军区负责人刘丰等人。毛主席坐在会客室正中的沙发上，刘丰等坐在两侧的长沙发上。
服务员倒完水准备退下，毛主席突然叫她唱《国际歌》。服务员一边唱，毛主席一边用手在茶几上敲出节奏，嘴唇也一张一合，在场的人也都和着歌声。
唱完《国际歌》第一段，毛主席还在打着拍子，服务员又唱了第二段，和者更多了，成了大合唱。接下来大家唱一段，毛主席讲一段，讲得最多的是“为真理而斗争”，“要团结”。
毛主席说《国际歌》和列宁的文章《欧仁·鲍狄埃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和立场，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。毛主席还说在庐山会议上他写了一个700字的材料，提出奴隶创造世界这个根本性的问题。接着，主席和大家一起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说条条要记清，现在有几条记不清了；还说不仅要会唱，还要照着去做。
到了长沙，刘丰等与我们分手了。毛主席没讲为什么把他们从武汉带到长沙，至今我也没有确实答案。
质问丁盛、刘兴元
8月28日傍晚到了长沙，毛主席住进长沙市蓉园一号楼，这是他故乡的省会，又是他青年时代闹革命的地方，他极爱这里。但这次来，毛主席不像以前一样到处走一走，而是忙着召集湖南、广东、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开会、谈话。
有一天，穿着毛巾布睡袍的毛主席找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谈话，我们不解的是还让湖南省省委书记华国锋参加。这个小型会议在毛主席住的一号楼开，我把与会者迎进去，便在门口值班。
这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，不论是卫士还是秘书，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警卫部队的成员。担任主席卫士的是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，秘书是原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，保健方面则由后来任305医院副院长的吴旭君等负责。那时，张玉凤刚来不久，主要是做些勤杂事情。虽说有这么个分工，但我们经常是一人身兼几职。
毛主席与丁盛等人谈了两个多小时。谈话结束，我上前把门打开，一股凉风吹出来。屋里装了空调，23度左右，而外面已经30多度了。我感觉到他们谈话没有什么困难，丁盛、刘兴元情绪很好，很有信心的样子。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，他们穿着军装连忙敬礼。
毛主席叮嘱说：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，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，把军区的事情管起来。毛主席又对丁盛和刘兴元说：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。丁盛、刘兴元说请主席放心，华国锋也表示一定把广州的工作抓起来。华国锋和汪东兴送丁盛和刘兴元先走，又返回室内。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，华国锋才离去。
大概是第二天，汪东兴向我们传达：毛主席当着许多人的面，毫不留情地质问丁盛、刘兴元：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，来往那么多，黄永胜倒了，你们得了！……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，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！军下面还有师、团，有司政后机关，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，听你的？！……把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，这有什么好处？
传达时汪东兴没有点名，我们也不好细问，但真有些担心啊，不知道哪里、谁人又出大问题了。
毛主席在长沙住了4天，不断找人开会、谈话，非常忙碌。根据毛主席谈话的情况和工作安排，我们警卫干部几次研究，总的印象是情况严峻，要随时提高警惕，加强责任心。无论是值班员还是哨兵，都要做好应急准备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能拉得出，顶得住，确保毛主席的安全。
南昌会许世友
8月31日，毛主席专列离开长沙，调头向东，到了江西南昌。毛主席住在距市区十余里的山坡别墅，这里十分安静。记得他1962年巡视南方时曾在这里住过。
在南昌，还是分别找江西、福建、江苏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。毛主席点出“林彪当然要负一点责任”，“对林还是要保，不管谁犯了错误，不讲团结，不讲路线，总是不好吧。回北京以后，还要再找他们谈话。他们不找我，我去找他们。有的可能教育过来，有的可能教育不过来，要看实践。前途有两个，一个是可能改，一个是不可能改。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，犯了路线、方向错误，为首的，改也难。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？瞿秋白、李立三、罗章龙、王明、张国焘、高岗、饶漱石、彭德怀、刘少奇改了没有？没有改”。“我同林彪谈过，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嘛”。
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，他穿着白汗衫军装裤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双用麻绳、布条编织的凉鞋，鞋面还盛开着一朵“红花”，形成他独一无二的装扮。
毛主席和许世友谈了许久，最后把许世友送出门，问他现在还打猎不打了。许世友说打，毛主席哈哈大笑，与他握手。果然第二天，我看见许世友扛着猎枪，到机场附近的草滩打兔子去了。
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正在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劳动，距离南昌只有一小时车程。李讷大学毕业后，化名肖力，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。她经常出面处理问题，名字不时出现在报刊上，之后成了《解放军报》副总编，不久又成了北京市委副书记。毛主席很生气，一定要李讷下去劳动锻炼。毛主席到南昌时李讷已经劳动一段时间了，我们以为主席很宠爱这个小女儿，又很关心她锻炼得怎么样，一定会叫她来谈一谈。但主席直到离开南昌，也没有见李讷一面。
9月初在杭州的不安
9月3日专列到达杭州。专列刚停稳，毛主席就找浙江省负责人熊应堂、南萍、陈励耘等谈话。与他们谈了九届二中全会，又一起唱《国际歌》，还讲了“三要三不要”：要搞马列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；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。
谈话后毛主席才住进夕阳山下、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。毛主席每次来杭州，都爱住在这里，在这里召开过很多重要会议。我还是老习惯，由近及远地查看周围环境。
一号楼实际上是四合院平房，院子很大，古柏参天。翻过一座不大的山，就是雷峰塔。地形没有明显变化，但是服务人员却多了生面孔，无论男女都训练有素。我一问，才知道是为这次任务特意挑选的。外围警卫也有变化，浙江省公安机关的老熟人都靠边了，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负责。出面接待毛主席的几位负责人中，只有他说话算数，掌握着省军区和治安大权。
我注意到，毛主席不知道发现了什么，这次在杭州越住情绪越不安。见毛主席这样，连我们也寝食不安起来，尽管我们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。
一天傍晚，我正在礼堂前的大榕树下给部队讲形势和注意事项。干部战士身着便装，坐在小马扎上，四五十人整整齐齐。毛主席由小商、小吴陪着散步，来到队前，大家热烈鼓掌。
我上前报告：主席，我们正在学习，讲你说的那个“三要三不要”。我讲得不好，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。毛主席摆摆手，说长江，你指挥大家唱《国际歌》。我从来没有指挥过，正为难，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汪东兴说，毛主席说了，你是队长，不指挥还行？！
我硬着头皮指挥大家唱了两遍《国际歌》。毛主席很高兴，说唱得不错，再唱个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唱完了，我问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，他挥挥手，说你们的歌唱得很响，不仅要会唱，还要照着去做，一切行动听指挥嘛。
这次南巡，毛主席活动的范围比较广，接触的人也相当多，其中不少是林彪一伙的。也就是这几天，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干部开会，说前几天给你们讲“三要三不要”那是有所指的。有人要分裂党，有人不听指挥，现在情况比较复杂，你们要提高警惕，防止有人搞破坏。我很想知道指的是谁，好心中有数，以利防范。然而长期警卫养成的习惯，深知此时不宜提出任何问题，重要的是做好应变准备。不过，显而易见这次来杭州，确与往日有很大不同。
以前毛主席来杭州，对浙江省委、省公安厅的同志不仅很尊重，很爱护，也很有好感。如今不知为什么，毛主席对掌管杭州警备大权的陈励耘非常厌恶。有一次陈励耘来，毛主席毫不客气地问他：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？吴法宪在庐山上找了几个人，有你陈励耘，还有上海的王维国，广州的顾同舟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陈励耘支支吾吾，狼狈不堪。
尤其越到后来，毛主席了解到的可疑情况越多，越觉得问题严重，对陈励耘他们也就更加不信任了。9月8日午夜，我们刚吃过夜餐，毛主席突然叫小商立即通知专列连夜转移到百里外的嘉兴。当时我猜测，我们三个专列停在一个叉道上，目标过大，有人认出毛主席的专列了。但到底为什么连夜远调专列，毛主席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。
忽往上海见王洪文
9月10日这天与往日一样，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没有特别安排。上午我们与住地警卫营打篮球，非常激烈。这么热的天，上场的球员个个像水洗过一样，球赛结束后连忙洗澡洗衣服。
中午刚过，毛主席忽然调专列，没说往哪里走，只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。湿衣服还在“下雨”，战士请示怎么办，我说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带走。
考虑到复杂的情况和我们并不明了真正的敌人是谁、在哪里，为应付可能的意外，我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提前进入车站，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走，后卫车要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，只留下30多人随主席行动。我和张耀祠乘小车在前面开路，毛主席由汪东兴陪着坐小车在中间，警卫部队乘一辆面包车殿后。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利。15时专列离开杭州车站，开往上海方向。
事后我从汪东兴回忆中得知，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，有人秘告毛主席，陈励耘布置要他注意主席的活动情况。另一位与主席交往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捎信，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。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“碍事”。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主席的警觉，当机立断，下令离开杭州。18时许，专列顺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。
当晚21、22时，汪东兴找我们几个，包括秘书、卫士。他拿着小本子，一页一页地翻，有选择地传达毛主席刚才的谈话内容：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，还没有解决……军队要整顿，我就不相信，我们的军队会造反？
汪东兴讲到这里，欲言又止，很快翻到下一页。直到1972年3月，我读到中央办公厅印发的《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》才明白，原来汪东兴翻过去的那段是“他们要捂住，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，这怎么行呢？”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专列周围的警戒，重点部位加设双哨，干部要加强值班。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，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，并让哨兵佩带了冲锋枪。
9月11日上午，许世友来了，我把他引到毛主席车厢门口，汪东兴接他进去，谈了一个多小时，直到中午才结束。毛主席没留他吃饭，说你自己吃些吧。我把许世友送下车，听许世友说：请主席放心，南京军区指战员听党中央的指挥，我们已做好了安排，有了准备。
我们的专列从上海开出，向南京行驶。18时许到南京下关车站，我看见许世友在车站迎候。我和主席说，许司令员在下面，他说要上来看一看你。毛主席说：上午见过了，也都谈了，不见了，请他回去休息吧。我下车告诉许世友，但他仍没有走。15分钟加水后，专列启动，只见许司令员还在那里挥手告别。
9月12日点林彪的名
专列驶过长江大桥，向北疾驶。以前通常要在蚌埠、徐州等车站停车，可这次一路不停，12日凌晨到达济南火车站。毛主席原打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，高秘书已经提前通知。车一停我们下去迎接，却只迎到一位副司令员。他说杨司令员到泰州检查工作去了，要五六个小时才能赶回来。
我上车报告毛主席，毛主席说副司令员就不见了，不久到北京开会再见，请他们回去吧。这时往北京打电话的张耀祠等人也上车了，毛主席交代立即发车。继续向北，跨过黄河，直奔天津，停了15分钟加水，然后继续快走。这时毛主席传话，在丰台车站停车。丰台车站距离北京站不足20分钟，主席从来没在这里停过，这是为什么？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。
13时10分，车停稳了，车门打开，正好看见丰台站的站牌。我把等候在站台值班室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、政委纪登奎，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吴德、司令员吴忠引上专列，然后退出。他们谈话两个多小时，汪东兴陪同。
后来陆续看到这几位领导人写的文章，才知道毛主席首先了解北京的情况，同时点了林彪的名，然后谈了防止武装政变的必要部署。毛主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，要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师，防范可能的更大规模的极端行动。
我送走他们时已经很晚了，我们才上车吃午饭。我以为吃了这顿饭就该走了，谁知到17时还没有动身的消息，又在专列上吃了晚饭。饭后还不说出发，直到19时多了，夜幕将降临，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。驶入北京站，像往常一样，没有人迎接，只有警卫局的大车小车，接人运东西。我们很快换车上路，顺利回到中南海。
外出一个多月了，每天提心吊胆，特别是10日以后，好几天没睡觉，如今平安回到北京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顿时注入全身。跟随毛主席外出的汪东兴、张耀祠也都回家了，我把哨兵和值班人员安排好，交代了注意事项，走时已经是22时多了，部队已经熄灯。我几天没睡，到家一碰枕头就睡着了。
林彪出逃的当日
刚睡不久，游泳池中队值班室派人叫我马上回去。刚睡下就被叫起来，我很不高兴，但知道肯定有大事，立即骑自行车进中南海西门，到了游泳池值班室。汪东兴、张耀祠已经到了，他们面孔绷得很紧。他们每天晚上陪毛主席，白天还要管理部队，生活不规律，睡觉很困难，安眠药的量很大，不睡到一定时候被叫起来，那是很不好受的。看到他们，想到我刚才那阵子不高兴，觉得很有些不好意思。
汪东兴对我说，林彪逃跑了，是乘飞机跑的。我大吃一惊，副统帅、国防部长、除毛主席之外的最高领导人，他知道党和国家的所有机密。我急躁地问：他怎么逃？逃到哪里去了？恨不得立即把他追回来。
汪东兴说：他乘飞机逃跑了，别人也不好拦呀，也拦不住呀。逃到哪里去了还得等一等才能知道。我真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可是见到汪东兴紧张的样子，也不好再问下去。
不过很快我就知道，在我到达值班室前，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电话报告，林彪女儿林豆豆要求大队长姜作寿采取措施，阻止林彪上飞机，并保护她的安全。
张耀祠马上报告汪东兴，不到10分钟，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知道了。同时张耀祠指挥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，北戴河的张宏不断把新情况报过来，汪东兴报给周恩来。周恩来把空军、总参等渠道来的情况综合起来，告诉正在游泳池值班室的汪东兴，请他报告毛主席。
林彪乘三叉戟，从山海关机场起飞，向西北方向，沿途雷达开机跟踪。当时我想，从林彪逃跑方向判断，肯定逃往苏联。那几年，苏联在我国边界不断增兵，尤其两年前爆发珍宝岛事件，两国关系非常紧张。现在林彪逃去，使我国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。若搞个突然袭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立即通知中队起床待命，并把常用的几辆大小汽车也调来，从最坏处着想，一声令下，即可启动。
刚刚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来。9月13日1时许，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，我到门口迎接，总理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，然后一起进毛主席卧室。大约过了20多分钟，周恩来、汪东兴出来说，主席说了，林彪逃跑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他去吧。
汪东兴请示：主席怎么办？他的安全问题……周恩来略一思索，说先转移到人民大会堂，那里条件好一些，以后看情况再定。我们把周恩来送出门，他匆匆乘车回人民大会堂去了，尽管这里距西花厅只有几百米，周恩来也没有回家。
毛主席从卧室出来，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看，显得筋疲力尽，又很生气。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毛主席这种脸色，但他什么话也没说。毛主席还是乘坐他那辆吉斯牌轿车，出中南海西门向人民大会堂驶去。
北京的街头，安静极了。到了人民大会堂，毛主席又住进老地方118厅。周恩来不时过来与毛主席交谈，报告最新情况。凌晨2时，林彪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，便从雷达上消失了。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担心的时间，不知道三叉戟飞到哪里去了。
毛主席坐在118厅的长沙发上，从信封里抽出16开的红格信纸，看了半天，也没有看明白。毛主席问带信人，男方是什么样的人，哪个单位的，俩人关系怎么样。带信人是我们一中队的干部，毛主席很熟，他简要介绍了男方的年龄、籍贯等情况，说男方是一位服务员，没上过大学，但爱学习，爱劳动，两个人感情基础不错，都愿意结婚。
毛主席当即在报告上用铅笔批：同意，毛泽东，9月13日。让来人把报告带走。随后毛主席又陷入极度的焦虑和苦恼中。
自此毛主席的身体垮了
但是“九一三”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，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，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，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。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。头几天，毛主席没有合眼，除说天要下雨几句外，再也没有说过话。
一连几个月，他精神都不好，脸色苍黄，吃饭睡觉都不正常，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，甚至不想见任何人。我真的担心啊，毛主席他能承受得了吗？
小张扶毛主席出来，我看毛主席穿得很少，李指导员拿一件棉大衣，毛主席摆摆手。这么冷的天，从八宝山回来毛主席就病倒了。加上之后几天毛主席还连着外出，到钓鱼台，到人民大会堂118厅，或开会，或谈话。80岁的毛主席再也撑不住了，1月13日突然休克。时隔不久，毛主席再一次休克。
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、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汪东兴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，后来增加邓小平、华国锋，并在原来医护人员的基础上增加几位医护人员，昼夜值班和护理。这以后，毛主席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。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与世长辞。
—--The End--—